西藏问题
西藏獨立問題牽扯到世界各國在其週遭地區極為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其中包括曾統治印度的英國就曾對西藏自治表達大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冷战双方的敵對使得西藏獨立運動得到西方的支持。由于西方媒體难以进入西藏自由采访，难以获得西藏被控制后相当时期内真实情况的新聞源，故而第三方的獨立報道長期缺失。同时，世界上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都發生了大量的人權問題，中国共产党也在建國后造成了大量侵害人权的事件，[15]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處理，在西方媒體上的形象一直较为负面。
21世紀起，在中国大陸改革開放、国力日益强大之後，隨著對西藏地區统治日久，交通條件、生活品質、教育逐漸改善，仇恨排斥與衝突得到緩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少數民族地區移居漢族的政策似乎也取得了成功，有了漢藏和平交流的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西藏獨立建國的可能性大為降低，不過位於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仍在坚持。
1950年前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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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1950年以前爭取國際法上承認西藏獨立的活動不多，主要活動是徒勞無功的試圖加入國際聯盟、萬國郵政聯盟，以及1948年前往英美等國的貿易代表團。[16]
英國駐錫金政務官弗雷德里克·馬士曼·貝里於1924年訪問拉薩，郵政總局局長擦絨·達桑占堆向他詢問西藏加入萬國郵政聯盟的事宜。由於英印政府決定對此採取消極態度，而擦絨等改革派不久逐漸失勢，此事沒有結果。[17]
帕拉·索南旺傑（噶廈噶倫帕拉·扎西達吉之子）在英國時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知情下，於1927-1928年間與國際聯盟協會（英语：League of Nations Union）的喬治·弗里蘭·巴伯爾（英语：George Freeland Barbour）通信，討論西藏加入國際聯盟的問題，希望國際承認西藏獨立。他的第一封信說：「西藏加入國際聯盟會不會有任何反對意見？我們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宣稱對我們有宗主權，但我們從未承認過這一點。」索南旺傑後來委託查爾斯·阿爾弗雷德·貝爾與他人聯絡加入國聯問題以便保密，但是後來西藏並沒有正式申請加入國聯。[18]
英國駐拉薩使團從1936年8月成立後成為英國與西藏關係的中心。[19]使團直属於駐錫金政務官，其法律地位故意保持模糊，英國並未因為使團成立而接著承認西藏独立。[20]1947年8月印度獨立後該使團改為印度駐拉薩使團，直到1952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建議下才降格為總領事館。[21][22]
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爾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順序列舉了與六個邦交國主權獨立國家的外交關係：英國、西藏、法國、美國、印度、不丹。由於聯合國要求申請入會的國家必須證明自身是主權獨立的，其中一項判斷標準，就是申請國須獲得其他主權獨立國家的承認。在這份尼泊爾申請入會的文件中，西藏被列於英國之後，法國、美國、印度、不丹之前，證明主權國家尼泊爾對西藏獨立主權的承認。聯合國接受了尼泊爾成爲正式會員國，也表明聯合國對尼泊爾所列舉入會理由的認可。這份文件的日期是1949年7月22日，其時宣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中华民国则因忙于国共内战无暇顾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本身尚未建立。[23]
聯合國相关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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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聯合國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
关于西藏的主权争议，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三项决议，分别为
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353号（1959年）；[24]
联合国大会决议第1723号（1961年）；[25][26]
联合国大会决议第2079号（1965年）[27][28]
决议呼吁尊重藏族人民的基本人权、民族自決权、宗教、文化自由。
藏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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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屬印度時期，英國的政策是支持西藏自治，作為印度的緩衝區。
雖然西藏流亡政府位於印度，但基於印度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關係，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也有一些争议矛盾，而印度希望成為地区性的主導國家，它似乎并不支持西藏真正实现独立。更可能的原因是印度希望利用西藏問題來牽制中国大陸，但又不愿歸還主權有爭議的土地給藏人，加上害怕國內分裂分子有樣學樣，故而在西藏問題上印度的態度一直十分曖昩。印度政府自尼赫鲁時代起，1950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国建交後，由於承認一個中國，印度並無明確表達其立場。1959年，達賴出逃時印度曾提供協助，之後中印關係緊張導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2004年中印关系缓和，印度宣布承认西藏自治区属于中華人民共和国，而中華人民共和国也承认印度在1975年占领的原主权国家锡金成为印度锡金邦的合法性作為交換。然而，直到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不接受印度根据以前英帝国政府與西藏政府于1914年以西姆拉条约劃给英属印度的麥克馬洪線以南藏南地區、即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绝大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国认为此一地区属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山南地区。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而历届中国政府也从不承认此条约。
藏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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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藏學研究之父柔克义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人。在史密森尼学会的贊助下，他於1888-1889年和1891-1892年对蒙藏进行了兩次探險。[29]著有《Land of the Lamas》、《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hibet in 1891 and 1892》、《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等。[30][31][32]
1942年，由于日軍攻佔缅甸，滇缅公路被切断，中華民国政府决定修筑一条从印度通过西藏到云南的公路。这一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同年8月，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的两名军官伊莉娅·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英语：Ilya Andreyevich Tolstoy）上尉和布魯克·多蘭（英语：Brooke Dolan II）中尉抵达拉萨。他们是美国首次派遣入藏的使者。
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爾（英语：George Robert Merrell）提醒国务院“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与中国战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他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炮发射基地”。他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但梅里尔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美国不愿意因西藏问题引起中華民国的国民政府的不满。[33]
1948年初，西藏时任财政部长的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领一支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此行目的有三：其一，试图与美国高层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以求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实现“西藏独立”；其二，从美国获得金融通货；其三，在美国秘密采购武器，以准备独立时用。中華民国政府7月12日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书面声明和质询。在中華民国外交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电告中華民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華民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
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派一位资深的外交家，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洛伊·韓德遜（英语：Loy W. Henderson）就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49年初，韓德遜向国务院建议：鉴于国民党政權“有可能失去中国”，美国应该重新修订美国西藏政策，承认“西藏独立”。但经过讨论，国务院最终采纳远东司官员露絲·培根（英语：Ruth E. Bacon）的观点。她认为：其一，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不仅涉及美藏关系，而且还涉及美国与中華民國政府的关系问题；其二，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政府和社会极端落后，使西藏发挥作用十分困难；其三，只有在美国采取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西藏才能发挥作用，而美国采取这些援助只能取道邻国印度，如果印度不与美国合作，那么美国对西藏援助物资的运送和与西藏关系的发展会十分艰难。由此，她认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最佳选择是：[34]
目前美国仅可以把西藏作为朋友相待；
要避免卷入中国对西藏问题复杂的“宗主权”的争论之中，同时等待中国形势的发展明了再作选择；
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
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方案。
1950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遜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美国将会认真看待共产党向西藏发动进攻的任何一种新证据。11月15日，拉美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西班牙语：Héctor David Castro）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西藏问题，但印度和英国两个由于历史或地理等原因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不愿触怒中華人民共和國[35]（印度不愿意因西藏而捲入“保卫西藏”的战争；英国更关心其在香港的利益受損），最后，印度强调西藏问题仍“存在和平解决的机会，联合国还可以对此做工作”。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无限期延缓讨论这一问题。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於冷戰的需要，美國中情局直接資助14世達賴喇嘛的兩個哥哥[36]，在1950至1959年之間，中情局數次鼓勵14世達賴喇嘛公開和中共對抗，進而流亡國外。同時，與英國一起促使印度同意接納14世達賴喇嘛和流亡的藏人。1950年代，美國在科羅拉多山谷秘密訓練藏獨武裝人員，並于1957年至1961年間，空投到西藏與中共作戰。
202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西藏政策及支援法”，重申藏人有权选择其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接班人。
2022年12月，美国财政部以吴英杰和张洪波对西藏囚犯实施酷刑，法外处决囚犯并强迫绝育為由，凍結兩人在美国的资产。[37]為報復美國制裁，中方宣佈对美国国务卿办公室前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主任陶德斯坦恩（Todd Stein）实施制裁。[38]
2023年8月22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根據《移民及國籍法》的規定對中國官員實施簽證限制，原因是他們涉及強迫同化超過一百萬藏族兒童在政府開辦的寄宿學校就讀，指有關強制性政策旨在消除年輕一代藏人中西藏獨特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傳統。美國敦促中方停止強迫西藏兒童進入政府開辦的寄宿學校，並停止在西藏和中國其他地區的鎮壓同化政策。[39]
2024年5月和6月，美國參議院和美国众议院相繼通过《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 。该法案驳斥了中国政府有关“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说法，并认定西藏地位悬而未决。这项法案还提到法案內所指的西藏并非只限于西藏自治区，也包括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省境内的藏区。[40]7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签署该法案，但表示該法案不会改变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藏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政策。[41]
藏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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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西藏喇嘛與臺灣人在臺北為爭自由西藏而祈禱 2013年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長拜訪中華民國立法院
中华民国主張西藏是其一个自治地方，其事务受蒙藏委員會管理。中华民国政府遷台後仍持此立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97年、2001年及2009年三度訪問臺灣，分別拜會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和陳水扁，以及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等政要。2009年，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拒絕會面，即使其在台北市長任內曾會見達賴。達賴喇嘛亦於臺灣臺北市設有「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以介紹西藏文化、弘揚藏傳佛法，並促進台灣與流亡藏人之間彼此的了解，加強雙方的合作關係。[42]
臺灣也有關切西藏人權的「台灣圖博之友會」（「圖博」即西藏自稱音譯），反對西藏當地的人權侵犯行為，並以言論及行動支持圖博人民依據國際法所享有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宗教權利。[43]
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於2008年藏區衝突發生之際表示「西藏與中國雖然簽署了和平協議，但協議隨時可能變成廢紙，」「仍無法避免1959年的血腥鎮壓，1989年也再度爆發血腥鎮壓，當時下令鎮壓的就是當時擔任西藏黨委書記的胡錦濤，19年後，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仍再度發生這件令人遺憾的事件。」[44]
前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暨秘書長陳榮傑表示「1951年，西藏在砲火下，簽署《和平解放西藏協議》，其後，中共動輒鎮壓，所謂和平協議不如廢紙一張。國共打打談談，和談只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45]
臺灣的民主進步黨在質疑總統馬英九所提依「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先經公民投票同意）、國會監督」等前提條件與中國大陸簽署和平協議時表示，西藏與中國大陸政府和談失敗的經驗在國際上是研究中國大陸外交談判的重要案例，中國大陸不是可以輕易信賴的談判對象，和平協議若缺乏第三者的監督與保證，對台灣根本沒有保障[46][47]。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黃昆輝則警告：中共在簽完此協議之後就大舉進軍（派共軍佔領）西藏，殷鑑不遠。[48]